在未来十年内，印度可能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许多西方领导人将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置于其地缘政治优先事项之前，认为印度是愿意对抗中国并维护现有全球秩序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但俄乌冲突引发了令人不安的问题。印度这个朋友有多可靠？它最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大国呢？ 最近，有三本书从不同的角度阐明这些问题。萨仁山(Shyam Saran)的《中国如何看待印度和世界(How
China Sees India and the World )》一书恰逢其时地探讨了中国崛起如何导致印度自身的安全现状复杂化。美印由于诸多因素走在一起，从印度在实行长达四十年的国家主义、保护主义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开放的经济，到在美印度侨民数量快速增长。但可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两国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
萨仁山非常了解中国，他曾两度在华生活，并经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他不仅成为印度公务员系统中最高级别的外交事务人员，也是印度最杰出的中国观察家之一。 虽然中印毗邻而居，但他认为这两个亚洲“巨擘”之间一贯缺乏相互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以及两国在3500公里的边境线上不断的发酵的外交紧张关系，促使两国增强相互理解。2020年两国在喜马拉雅边境发生暴力冲突之后，险些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目前两个拥核国家的关系非常糟糕。 从古代的儒家哲学到当代“中国梦”，萨仁山试图从各方面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因此，他的书往往不太关注中国如何看待印度，而是更关注印度应该如何应对其邻国的崛起。 中印两国都说他们支持一个新的多边秩序，在这个秩序中，美国或任何其他大国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但萨仁山怀疑中国在这一点上的诚意。 他认为，根据史料，中国经常寻求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他还批评中国政府的说辞，尤其认为其从南海到喜马拉雅山等地区的外交主张“缺乏历史依据”。他预测，中国最终将在下个世纪寻求与美国在上个世纪大多时间内所拥有的全球主导地位。 他写道：“中国正提出一段想象的历史，为其亚洲ba权寻求合法性。中国希望看到印度在一个由自己主宰的亚洲中扮演一个从属角色。而印度将抵制亚洲的等级秩序和由中国主导的世界。” 萨仁山的观点可能会受西方领导人们的欢迎。但即便如此，人们往往很难理解在具体实践中，印度到底在想什么。例如，萨仁山在后记中提及俄乌冲突，并指出俄罗斯的行为和未来中国可能对台军事行动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他没有暗示印度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外交或军事上扮演什么角色。 俄罗斯最近的行为也在印度外交政策界掀起了一场新辩论。1947年独立后，时任总理尼赫鲁制定了不与超级大国结盟的冷战政策，并设想印度为国际事务中以谋求和平为目的的，富有建设性的参与者。 然而，在莫迪领导下，印度已通过向美国靠拢等行为果断抛弃了这种不结盟传统。然而，这一想法在印度对自身安全身份的认识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人认为是第二次冷战的早期阶段的当下，印度面临着一个似曾相识的抉择，即在中美竞争时代盘活某种新形式的不结盟，还是继续与美国及其盟友更紧密合作以制衡中国。 要想知道印度可能会走哪条路，就必须了解印度更深层次的外交政策本能，这是学者拉胡尔·萨加尔（Rahul Sagar）所汇编的历史著作《唤醒一个堕落的民族：19世纪印度国际政治观的起源》(To Raise a Fallen People:
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Indian View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书的研究课题。 萨加尔认为，印度对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的看法或来源于古代，或来源于1947年后的思想。19世纪和20世纪初印度思想家间的辩论和观点往往被忽视。 为填补这一点，他查阅大量档案，整理了一本令人印象深刻且富有启发性的论文摘录选集，其主题包括从帝国主义政治到大英帝国强加于中国的鸦片贸易的道德性等各个方面。其中一些文章来自著名作者，如独立领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但大多数是当代印度和西方读者都不认识的人物所著的。 萨加尔的论点是，这些辩论可以让人更清楚地了解印度在重新获得全球一流国家地位时可能采取的政策。他在序言中写道：“换句话说......我们想知道印度今后是否会像一个传统大国一样，协调一致地发展自己的能力，维护本国利益。” 综合来看，萨加尔的文集为印度的知识遗产发掘提供了有益的新视角，正如萨仁山对中国历史世界观的研究为当下中国的思维提供了启示一样。书中一些有趣的片段讨论了印度如何应对
“大博弈”，即19世纪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对抗，后者的影响力从阿富汗一直蔓延到印度边境。 文集中，许多作者也哀叹于印度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这与当代人担忧印度相对中国的薄弱军事地位遥相呼应。1886年，公职人员兼知识分子丁沙·塔列亚汗（Dinshah Taleyarkhan）在一篇题为《俄罗斯、印度和阿富汗》（Russia,India
and Afghanistan）的文章录中写道，“必须以某种方式让印度有能力能够自己惩罚作恶者，如果可能的话，摆脱对任何外国力量的依赖。” 萨加尔的价值取向相当明确：印度应该再次表现得像一个传统大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大英帝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以及后来的尼赫鲁式的不结盟政策，使印度人或多或少地回避了他们的国家是否应认真考虑进入大国政治的粗暴和混乱之中，”他在导言中写道。“我们正在历史的长河中等待”。 这段历史将如何展开，关键取决于美印关系，记者米纳克西·艾哈迈德(Meenakshi Ahamed)在《信任问题:从杜鲁门到特朗普的印美关系》(A Matter of Trust:
India-US Relations from Truman to Trump)中研究了该问题。艾哈迈德的书于2021年首次出版，最近又推出了平装本，他借助档案研究，对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的起伏进行了可读但深入的描述。 美印关系时有裂痕，最明显的是20世纪70年代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时期，国家主义本能地让她怀疑美国，并驱使印度更接近俄罗斯。尼赫鲁本人与杜鲁门和肯尼迪两位总统的关系也非常冷淡。这种怀疑往往是相互的：“我在一英里外就能闻到这些共产主义者的气味，”艾哈迈德引用杜鲁门的话说，“此人 (尼赫鲁)在我看来肯定是个共产主义者。” 但艾哈迈德仍乐观支持共同价值观将使美印两国成为天然伙伴的说法，特别是考虑到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的民主、世俗机构出现衰退这一背景。“70年的印美关系表明，尽管两国是民主国家，但它们不仅在文化上相距甚远，而且关键利益的交集也不大，”她写道，“两国关系的进展曾一度获得动力，仅当其中一国领导人愿意在价值观上作重大调整。”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将领导力置于极端重要地位的说法。美国总统拜登与莫迪的关系似乎并不特别火热，但美印还是继续发展更紧密的经济和军事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印度实力的增强，其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然而，印度的处境远非如此简单。它发现自己不得不处理中美之间潜在的破坏性竞争，就像它不得不驾驭最初美俄之间的竞争一样。印度没有表现出像日本那样成为西方正式盟友的倾向，而且其对西方实力的可能前景也有着清醒的认知。”萨仁山写道：“美国和西方力量的长期衰退总体上不太可能被扭转。” 即便在今天，旧争论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可能仍然是一条黄金准则，它为印度在‘未知水域’中开辟了一条安全的道路。”艾哈迈德辩称。然而，总的来说，我们有更好的理由认为，正如萨加尔和萨仁山所言，印度的行为将越来越像历史上其他大国所做的那样，在国际事务中强势行事，并以其自身利益为指导。 在短期内，印度和西方在涉及华问题上有很多交集。但是，正如俄乌冲突所揭示的那样，关系也就只能走到这一步。从长远来看，艾哈迈德所说的印度和西方之间的关键利益交汇点很可能比现在看起来更狭窄，更短暂。
作者简介：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是亚洲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sia)的执行主任。
本文编译自经济时报网站2022年8月24日文章，原标题为What kind of great power will India become?，网址为https://www.ft.com/content/4bc4f0b8-001c-4556-9453-6ebb127fb33f 本期编辑：江怡 陈安澜 *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往期推荐↓